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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鐘成:美國阻擾《生物武器公約》的實施意在發動基因戰爭
點擊:  作者:馬鐘成    來源:cba投注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0-01-24 1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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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國竭力推動《核不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的普及、實施和核查,利用所謂國際法律阻止其他國家研發核武器及化學武器。而對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來說,美國的研發正方興未艾,而其他國家的研發則大多還未起步,類似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則根本沒有對基因武器的投入。對于基地組織等所謂的恐怖勢力來說,雖然他們有這個意圖,但是卻沒有相關的科技實力,國際法對他們來說根本又是一紙空文,沒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國極力阻擾《生物武器公約》的普及、實施和核查。因為《生物武器公約》的實施和核查,僅僅意味著對美國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強國的約束。美國顯然已經將基因武器,定位成消滅第三世界的主戰武器。

本文主體部分完成于2013年1月,基本能夠揭露美國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來龍去脈,揭示美國如何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成了殘廢無效公約的,從而可明顯地看出美國的確在研發基因武器、準備基因戰爭。在美國特朗普極右翼準法西斯主義政權全面反共反華的今天,不僅僅是貿易戰,金融戰、糧食戰乃至基因戰,都很可能是其選項。

1、從查韋斯中招談起——基因武器的斬首行動

 

毛澤東生前,通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將美國搞得焦頭爛額,美國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差一點崩潰,在70年代,美國學術界流行的是美國走向相對衰落的觀點。毛澤東去世后,美國的戰略家們考慮的一大問題就是,如果世界上再出現毛澤東式的人物怎么辦?

假如說在1976年之前,美國對毛澤東式的強大對手毫無辦法,只好乖乖地求和的話,在基因武器日益發達的今天,美國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覺中終結其生命。

2012年11月美國《大西洋月刊》披露,近年來,隨著DNA基因組設計技術的突飛猛進,美國很容易制造出能把為某國首腦特別打造的DNA病毒,這是最新型的殺人于無形的恐怖武器。

相關專家設想了以下使用DNA病毒進行的“斬首”行動:
某年12月,一名大學教授在家里收到了一個包裹,包裹里是他網購的藥丸,這種治頭疼的藥丸他常吃。吞下一粒藥丸后,教授感到不適,出現輕微發燒、打噴嚏等癥狀。這些都是典型的染上流感的癥狀,所以這名教授并不在意,他繼續去校園授課。他并不知道,他之前收到的藥丸,已經被美國特工加入了特別調制的DNA病毒。來到校園后,這名教授體內所攜帶的幾十億個病毒,會隨著他打噴嚏傳染給其他人,最終校園里大批員工和師生都得了“流感”,不過在流感多發的12月,沒人對此懷疑。

美國特工的最終目標終于出現:某國總統來到這所大學演講,他手下的特工對校園進行了嚴密檢查。演講順利結束,可不久后,這名總統就感覺頭疼,隨后記憶力逐漸減退,最終一命嗚呼。原來,美國特工所使用的病毒,是根據這名總統的DNA特別制作的:其他人染上這種病毒,只會出現輕微的流感癥狀,不會死亡,而一旦總統本人染上這種病毒,他體內的細胞就好比是觸發致命病毒的“機關”,病毒會“認出”總統的細胞,發生突變,從而大量破壞總統的腦神經系統,最終令其死亡。事后法醫在進行尸檢時,也很難查出總統死亡的真正原因,會以為他可能死于“遺傳疾病”。

 


《大西洋月刊》表示,以上就是DNA基因病毒的強大和特殊之處:可以只讓目標一個人死,其他感染者卻安然無恙,因為這種病毒的致命成分只能由目標本人的細胞觸發。使用DNA病毒進行暗殺,隱秘性極高,成本低,達到的效果卻不亞于特種暗殺小組或無人機突襲。但使用DNA病毒進行斬首有一個前提--特工或特種兵必須事先獲取暗殺目標的活體細胞,獲悉其DNA信息,從而讓科學家根據相應信息,制造專為目標設計的DNA病毒。

2011年8月28日,身患癌癥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曾發表了如下講話:兩年多來數位拉美總統先后患上癌癥,可能是因為美國掌握了一種傳播癌癥的技術。查韋斯發表講話前一天,阿根廷確認總統克里斯蒂娜患上癌癥,成為繼巴拉圭總統盧戈、查韋斯、巴西現總統羅塞夫、巴西前總統盧拉之后的第五人,查韋斯稱“這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用概率法則解釋不通”,尤其是患病的都是不順從美國的左翼領導人。查韋斯還告誡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厄瓜多爾總統科亞“一定小心”。

查韋斯稱,鄰國領導人紛紛被確診癌癥,事情似乎不可思議,他說多年前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就提醒他小心美國:
“菲德爾常對我說,‘查韋斯,要當心。這些人研制出了技術。你又粗心大意。當心自己的飲食……用一個小針頭給你注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兒’。”

由于美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在殫精竭慮地策劃謀殺卡斯特羅,因此老卡對自己的飲食和DNA信息保護的十分嚴格。而粗心大意的拉美左翼新興領袖查韋斯的DNA信息,恐怕早就被美國竊取了。按照美國專家所設計的用DNA病毒進行的“斬首”行動,查韋斯很容易中招。

生物戰爭的恐怖時代已經來臨。中國人民要當心了。中國的領導人和那些反美的關鍵人物,更要當心了。由于美國強大的種族主義傳統,基因武器掌握在這個國家手中,是整個世界的災難。

2、美國的種族主義優生學計劃——種族主義勢力的第一波大規模試驗


從歷史上看,英美系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最早發展出完整的種族主義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科學表現形式——優生學。如果不是蘇聯及共產主義運動高峰的到來,20世紀將必定成為英美盎格魯·薩克遜人對其他種族,尤其是黑種人和黃種人進行種族滅絕的世紀。是共產主義蘇聯及中國的先后崛起,打亂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這一世紀性計劃。

在資本主義對外擴張進程中,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被盎格魯·薩克遜人所利用,他們創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者優等、弱者劣等、優勝劣汰成為大英帝國及后來的美利堅帝國對外擴張的核心信念。達爾文本人是否秉持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點尚未有定論,但其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于19世紀末所開創的“優生學”曾在20世紀初流行于歐美,其核心理念是認為人的智力、才能、道德、氣質都是靠先天遺傳而來,因此優秀種族永遠優秀,劣等種族永遠劣等,優秀種族擔負人類進化使命。主導英美國家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最先將這種觀念發揚光大并落實到現實政策中,而那些后起國家和民族也紛紛借助這種理念來與盎格魯·薩克遜人爭奪歐洲乃至世界霸權。

20世紀20至30年代,優生學風靡歐美,許多遺傳學家和政治人物都信奉“優生學”。歐美的上流社會,尤其是那些世襲的壟斷財團們認為,血緣和遺傳、人種和民族是經濟、社會或文化最重要的決定因素。20世紀初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公開地說:
“我們不應該讓那些劣等血統在這個世界上存留。文明社會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就是確保優等血統人口不斷增加,劣等血統人口不斷減少……我非常希望能禁止劣等血統人中的生育……禁止低能人留下后代。”

在幾乎整個二三十年代,英美系的盎格魯·薩克遜人與意大利及德國的納粹黨一直保持著密切關系。世代統治英國、美國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壟斷財團和希特勒一樣,都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者。美國于19世紀末建立的冷泉港實驗室是后來分子生物學、優生學的大本營,也是今日基因科學的發源地。其早期創始人兼主任是美國遺傳學家達文波特,此人與摩根財團、洛克菲勒財團、卡內基財團等各大財團都保持著密切關系。

達文波特深受優生學、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他認為自己的主要使命,便是保護美國純正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種族純潔,使其不受來自于黑人、波蘭人和意大利人的遺傳污染。在美國洛克菲勒財團的鼎力支持下,達文波特的密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歐文·費雪(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祖師)等人于1922年便組織了美國優生學會并任主席,將弗朗西斯·高爾頓所開創的種族主義優生學發揚光大。作為后來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對手,歐文·費雪是今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今天許多標準的新古典理論,在起源、風格精神和本質方面都是費雪式的,他的貨幣理論和價格理論是許多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礎。歐文·費雪同時又是美國種族主義優生學的鼓吹者者。很顯然的是,美國壟斷財團在全世界鼓動一切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讓美國壟斷資本控制世界經濟,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完成其種族主義的使命。

達文波特另一個德國密友歐根·菲舍爾是德國最優秀的享有世界聲譽的人類遺傳學家,他是德國人類遺傳學與優生學研究所所長。菲舍爾等人創作的專業性手冊《人類遺傳學和種族衛生學》在二十年代的德國非常流行,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館暴動并因此被捕入獄,希特勒在坐牢期間曾十分認真地研讀這本手冊,并從中汲取了充分的營養后,口述完成了《我的奮斗》,發展出了十分典型的種族主義思想。菲舍爾的著作可以說是希特勒的科學圣經,而這本書的主要思想,正是由洛克菲勒財團資助的冷泉港實驗室的優生學項目所奠定的。納粹政權剛剛建立,菲舍爾就積極為第三帝國服務,菲舍爾為希特勒的帝國內務部起草了一份專門報告,其要點是未來種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決于它們是否建立在科學(那些由菲舍爾們掌握的)之上。

到1935年,菲舍爾及其研究所已經開始正式為納粹政權服務,其服務內容有:(1)為政府建立種族鑒定機構,戰爭爆發后為軍隊進行種族鑒定;(2)為未來的專業醫務人員和黨衛隊軍官講授“種族和遺傳治療”;(3)加入納粹的遺傳健康委員會。菲舍爾及其人類遺傳學與優生學研究所對納粹第三帝國最大的貢獻,就是用他們的“科學之劍”為納粹的外交政策服務,給整個納粹種族計劃披上合法性和科學性的外衣。歐根·菲舍爾的接班人奧特馬•馮•弗許爾男爵讓自己的助手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去當醫生,這個人就是著名的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帝國“醫師”,人稱“死亡天使”的約瑟夫·門格勒。此人執掌集中營生殺大權,他盡可能“消滅”不能勞動的人,并用活人進行“改良人種”試驗、病毒和細菌實驗,先后有約四十萬人慘死在他手下。

美國著名學者恩道爾指出,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是納粹德國優生學研究的最大出資人。希特勒上臺后,洛克菲勒基金會毫不掩飾地公開資助納粹醫生的研究,直到1939年迫于政治壓力才停止了資助。納粹“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博士就曾參與了這項計劃,可以說希特勒的優生學實際上是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資金在“美國制造”的。正是由于約瑟夫·門格勒與美國權貴家族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密切關系,或者說由于他掌握洛克菲勒等美國財團資助納粹的直接證據,使得這位“納粹死亡天使”在二戰后能夠擺脫懲罰。

二戰后,約瑟夫·門格勒成為全球重點通緝的納粹戰犯,但是他卻順利逃離德國,用假的身份在阿根廷定居了下來。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高官華費爾·埃坦曾指出,他和其他摩薩德特工于1960年便知道了約瑟夫·門格勒及其妻子在阿根廷的確切住址,摩薩德至少有兩次機會將其殺死,但是摩薩德沒有下手。其實根據美國司法部的一份報告,約瑟夫·門格勒一直在美國“特殊調查辦公室”(OSI)的監控之中,他一直在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國家間移動。美國和以色列之所以放過這位“死亡天使”,顯然是不希望相關內幕的曝光。

當今日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大肆宣揚希特勒種族滅絕計劃的邪惡時,很少人知道,希特勒是英美統治階級一手制造出來的,在20世紀20、30年代,英美壟斷財團的種族主義和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說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是從英美壟斷財團那里學來的。俄國十月革命后,英美壟斷財團一時間驚慌失措,不知如何將其消滅,最后選擇了扶持納粹主義來沖擊共產主義。假如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后,按照英美的旨意,將蘇聯當做最大敵人,希特勒能屈從于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領導,那么希特勒將會在歷史上是正面形象,其罪惡將被掩蓋,其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的功績將被頌揚,而“國會縱火案”的真相將和“肯尼迪遇刺案”一樣被遮蔽在黑暗之中。當然,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將遭受挫折,以色列國將不會出現,替代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成為英美帝國重要打手的,將是希特勒的納粹黨。然而,希特勒被自己膨脹的力量沖昏了頭腦,最終徹底失敗,納粹主義也首先煙消云散,而“優生學”也一度因為納粹的惡名而變得聲名狼藉。而洛克菲勒財團所資助和掌控的那些生物科學家們,不得不改頭換面地提出了“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等名號以繼續完成其種族使命。

3、希特勒僅僅是英美的小學生

 

假如不是因為希特勒和英美之間的內斗,與希特勒種族滅絕計劃類似的方案,早已在美國大規模實施。早在1907年,美國印第安納州就通過了美國第一部絕育法,規定政府有權對州專家委員會鑒定的劣質人口實施強制性絕育手術,到20世紀20年代,這項計劃風靡全美,美國已有24個州制定了絕育法。1933年,希特勒剛一上臺,便立即效法美國,制定了《遺傳病子孫防止法》,對所謂劣質人口采取絕育斷種措施。美國政府推行的絕育運動從1907年開始,一直到1963年因廣受譴責才徹底結束,有33個州立法推行優生運動,有6.5萬美國人被強制絕育,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二三十年代被絕育,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戰敗使優生學和絕育法聲名狼藉,這個數字將更大。在6萬多被美國政府強制絕育的人中,絕大部分是底層極端貧困人口和黑人等有色人種。美國當時的道格拉斯大法官曾這樣指責美國絕育法的不公平性:
“一個三次偷雞的竊賊要被絕育,一個三次侵占公款的人卻不會。說這兩種罪犯的犯罪特性遺傳在法律上存在整齊的界限,但我們絲毫看不出這種推論有任何依據。”

在二戰前后,在“優生學”、“生物學”、“生物國防”的幌子下,英國、德國、美國乃至日本都投入巨資進行第一代“生物武器”—人工培養的病毒和細菌武器的研發,而蘇聯也不甘落后。第一代生物武器被假設在戰爭爆發時使用,以造成傳統武器所不能達到的大規模殺傷力。在第一代生物武器中,采用的細菌類戰劑主要有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炭疽桿菌等,病毒類戰劑主要有天花病毒、黃熱病毒、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森林腦炎病毒、裂谷熱病毒、登革病毒、拉沙病毒等。德國在一戰中便曾使用化學武器,二戰爆發前,德國已經研制出成熟的化學武器,然而英國同樣具有化學戰的能力,這使納粹一直沒有在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在二戰進行中,英國、德國、日本、美國、蘇聯等都研制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樣,所有擁有生化武器的國家都沒有遭受到敵人的生化武器攻擊。由于中國沒有生化武器,中國軍民先是在抗日戰爭中遭受日本,后來在朝鮮戰爭中又遭受美國生化武器的攻擊。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較差,既可以對敵方也可以對己方造成大規模危害,因此二戰前后,第一代生物武器并沒有得到普遍應用。

應該指出,英美系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是人類歷史上首先大規模使用生物武器的種族。正是借助天花病毒——這一原始的生物武器的幫助,英美系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才成功地對北美印第安人進行了種族滅絕。

1763 年,英國駐北美總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下命令設法把天花病毒引入那些印第安部落中去,“嘗試一切辦法根除這個該死的種族”。正在同英軍作戰的兩位印第安部落首領突然收到了英軍表示“和解”、“友好”的“禮物”——毯子和手帕,善良的印第安人將禮物欣然收下,斷然沒想到這里面沾滿了導致其種族滅絕的天花病毒。其實,英軍總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不過是在執行偉大的英國國王陛下的命令而已。美國著名學者房龍在《美國史事》中指出,英國國王曾傳旨給阿姆赫斯特:
“給那幫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過的毯子,讓他們傳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個令人討厭的人種。如果你那個用獵犬追殺他們的方法能夠奏效的話,我會備感欣慰。”

事實上,在二戰前,大英帝國是最早研制生物武器的國家,而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一直在資助相關科學家進行相關研究,二戰爆發后美國政府正式和英國合作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發,至1942年,雙方研制出了幾萬枚炭疽桿菌武器,是僅次于原子彈的最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原子彈一樣,生物武器戰爭一旦大規模爆發,不僅上億人口將遭受滅絕,生物武器的毒性至少可綿延上百年。

4、美國是德國納粹和日本“731部隊”的集大成者

 

納粹德國生物武器的頭號專家是埃里希·特勞布,他是納粹細菌戰實驗室的主管,二戰初期他是德國的陸軍上尉,直接為希特勒的副手、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進行活體細菌培育工作,同時他也是他還是國家社會主義運輸團的成員,這是一個直接由希特勒建立的非常有勢力的軍事組織,僅次于納粹沖鋒隊和納粹黨衛軍。然而,這位納粹頭號生物戰專家,卻和“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有近乎完全相似的背景。

二戰之前,作為德裔美國人,埃里希·特勞布一直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埃里希·特勞布在美國專家的領導下進行病毒和細菌的研究。當時,英美和希特勒的關系正處于蜜月期,英美壟斷資本一手將希特勒扶植了起來。在美國本土,在美國壟斷資本的資助下,納粹的活動也十分猖獗。20世紀30年代特勞布加入了一個名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國人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美國納粹運動的指揮部,在紐約地區,大約有4000多人來這里參加納粹活動。二戰爆發之前,埃里希·特勞布回到了德國。

二戰結束后,因為擔心蘇聯對納粹的清洗,埃里希·特勞布拒絕為蘇聯合作,他在1949年逃離至西柏林,他向美國人表示,他愿意到美國從事科學工作,成為美國公民并受到保護,從而避開前蘇聯的報復。而美國人也正在大力招募納粹科學家為其服務,埃里希·特勞布又順利變成了美國人,為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軍方細菌戰實驗室服務,并成為普拉姆島細菌戰動物疾病實驗室的奠基人。特勞布還在農業部馬里蘭州貝茲維爾實驗室中工作過,他在那里分離出一種能夠感染人的神經和腦組織生化武器病毒。總之,埃里希·特勞布的加盟,極大地推進了美國生物武器的研發進程。

1953年,西德也認識到了建立自己的細菌戰實驗室的重要性,他們在蒂賓根市建立了高度機密的病毒實驗機構,并請特勞布博士回來擔任主管。特勞布獲得了美國的許可,附加的條件是,特勞布繼續接受有關方面(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監控和領導。當時的西德政府對美國有很強的依附性,特勞布在西德的生物戰實驗室成為洛克菲勒家族及中情局生物武器項目的重要據點。美國的生物戰項目,就是由特勞布這樣受中情局領導,即非完全的美國人也非完全的德國人的“世界公民”們一步步推向前進的。

二戰后,蘇聯和美國都在拼命發展自己的生物武器。納粹的生物戰專家在戰后一部分為蘇聯服務,但更多像埃里希·特勞布那樣成為美國軍隊的雇員。

二戰期間,將生物武器研究推向頂峰的是日本,罪惡昭彰的日本“731部隊”在中國利用平民做活體實驗,日本天皇本身是生物學家,對日本生物戰計劃一直十分支持。日本細菌部隊規模龐大,除了滿洲731部隊外,還有滿洲第101部隊,南京1644部隊和廣州8604部隊等。1947年初,美國陸軍情報處邀請馬里蘭州美國生物戰實驗室的師長諾爾伯特·費爾到東京,其目的是全面評估日本的生物戰武器計劃對美國的價值。1947年5、6月間,菲爾與“731部隊”的負責人石井四郎進行了談話,并得出結論,日本的資料和成果對美國意義很大,菲爾在報告中指出,美國已經有的生物戰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寶貴的活體實驗資料,“由于對人體試驗的顧忌,在我們的實驗室里是不可能得到這些資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國,將其在研制細菌武器時,以大量人活體實驗觀察記錄和在中國戰場及后方實施生物戰的經驗,總結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編寫,長達60頁的“用活人細菌武器的試驗報告等書”;二、長達20頁的“對摧毀農作物的細菌戰研究 ”;三、由10人編寫的“關于對牲畜進行細菌戰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寫的“20年來對細菌戰的全面研究總結性文章”;還附有8000張有關用細菌武器作活人試驗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燈片。

為得到日本殘殺大量中國人所得來的生物戰資料和成果,美國竭力庇護“731部隊”成員并掩蓋其罪行。從麥克阿瑟到杜魯門都曾親自過問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們看來,美國的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國的庇護下,“731部隊”絕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懲罰,“731部隊”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國秘密控制起來,很多關鍵人物被美國高薪聘用為美軍培養生物戰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蹤,后來公然主持美國在日本設立的細菌戰研究機構,1959年在東京死于喉癌。“731部隊”能逃脫最后的審判和懲罰,正是因為他們殘忍地在大量中國平民身上進行的“活體實驗”,這是日本和美國合伙給中國施加的無以名狀的恥辱。

雖然蘇聯人也很看重國家利益,但是與美國相比,他們倒是更加重視“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原則。在“731部隊”中,有十幾名科學家被蘇聯捕獲,并遭受了哈巴羅夫斯克審判,這些人供述的確對中國人進行了活體實驗,被告人隨后被監禁多年,然而英美政府則聲稱哈巴羅夫斯克審判內容不實,是蘇聯的歪曲宣傳。

5、美國早就在中國國土上展開過生物戰

 

正如原子彈剛剛實驗成功,美國便迫不及待地將其用在戰場上一樣,生物武器也一直被美國使用,不過一直處于秘密狀態。1951年10月,美軍在朝鮮戰爭中一敗涂地,所謂的聯合國軍有六萬人被消滅,此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李奇微將軍面授了一份機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鮮戰爭中開展有限生物戰。1952年參謀長聯席會議授權聯合國軍指揮官開展更大規模的生物戰。

在朝鮮戰爭結束后,至少有36 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美軍上校及高級軍官助手在朝鮮、中國供認,他們曾經投擲過細菌武器,當然他們回國后,迫于美國軍事法庭的壓力又都反悔了。

美軍當時已經在中國境內展開了生物戰。加拿大傳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遼寧省沈陽市附近地區進行調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倫敦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在中國使用過細菌武器。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國際知名的法學家組成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也前往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了現場調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家的著名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簡稱國際科學委員會),由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先生率領,趕赴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所有的調查都證實了美國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通常稱李約瑟報告)得出的結論是:
“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為了掩蓋真相,美國可謂不擇手段。

1953 年,在德特里克營美軍生物戰基地服役10年的細菌戰專家富蘭克·奧森突然慘死在紐約一家小旅館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殺,他兒子事后卻說,父親只是準備向公眾透露朝鮮細菌戰的真相才遭到暗殺。直至1993年在公眾的要求下美國政府重新檢驗了奧森冰凍的尸體,結果不出人們所料,奧森確實死于非命,但兇手為誰,FBI當然不會去認真調查。

1952年,《中國月報》(China Monthly Review)雜志的發表了其編輯約翰·鮑維爾寫的一篇揭露細菌戰的文章,美國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該雜志,1956年,鮑維爾和他的兩名編輯助理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審問,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動罪,對他的關押竟長達6年之久。最后因為美國軍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檔案或人證,法官以證據不足結案,他們被宣判無罪。這一事件起碼證明,美國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洗白自己。

雖然美國一直否認自己在朝鮮戰爭中和中國東北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國空軍也將敏感文件銷毀,但是由于情報部門為了分析情報,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這使幾十年后重新發掘真相有了可能。1998年11月,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愛德華·哈格曼花費了20 年的時間,鉆研了中國、朝鮮和美國三國的秘密檔案,采訪了許多細菌戰的直接參與者,完成了《美國與生物戰:冷戰早期與朝鮮戰爭的秘密》一書,此書運用確鑿的證據和材料所進行的嚴密的分析和推論,徹底揭穿了美國的謊言,其中披露的各種檔案,和當年美軍俘虜的供認,完全一致。此書還指出,在朝鮮戰爭中對中國和朝鮮實際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隊”人體試驗結果而研制的“成果”。

6、美國第一代生物戰作戰戰略

 

由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幾十年的科研積累做基礎,再加上納粹尤其是日本“731部隊”的成果,美國成為二戰后當之無愧的生物武器大國。二戰臨近結束時,美國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經處于世界頂端。戰爭馬上勝利的前景,不僅沒有使美國停止,反而加快了這些滅絕性武器的研發進度。美國核武器的研發及應用曾在國內得到廣泛的討論,而在民眾中間發展起強大的反核武器力量,其中包括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與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暫的時間外,美國的生物武器計劃一直處于秘密狀態,禁止媒體和公眾討論。早在1947,當時擔任陸軍參謀長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曾下令禁止對生物武器計劃進行披露,1949年,美國國防部長弗雷斯塔爾曾聲稱美國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這個聲明被世人認為是欲蓋彌彰,因為此時美國仍然沒有加入《日內瓦議定書》。

至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戰作戰戰略。1952年6月11日,美軍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提交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份《關于生物戰爭政策和指令的陳述》中,特別強調美國應該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戰爭的方式,對敵方平民進行隱秘傷害:
“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軍事行動方面。在敵人后方活動的特工人員或游擊隊,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準確地投放在能夠產生最大效果的地方,這是一種極有殺傷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個好處是,以這種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結果很難與疾病的自然爆發相區別,因此可在正式軍事行動之前使用,以削弱敵人實力。”(Report by 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Statements of Policy and Directives on Biological Warfare,JCS 1837/34,11 June 1952,289)
在此后的幾十年時間里,以蘇聯的危險為幌子,美國一直大力推進生物武器的研發,并在美國本土和其他國家進行了大量的相關實驗。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生物戰是有限范圍內的,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場對其生物武器的實戰檢驗。結果證明,生物武器的殺傷力雖然潛力巨大,但仍待進一步成熟。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給在戰爭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開了綠燈:在一次全面戰爭中,美國將使用這種武器以提高軍隊的效率,這種武器的決定權在總統。同年的陸軍守則中刪除了“只做報復之用”的字眼,并強調“美國沒有參與任何現行的有關禁止或者限制在戰爭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氣體、煙霧或燃燒材料及生物戰的條約。”

整個五六十年代,美國以史無前例的熱情推動了生物武器的研發,并和英國合作進行了大量的生物戰實地實驗。在那個時代,生物武器單年的科研經費就動輒幾億美元,整個計劃投入資金數額之大無法估計。當時美國正深陷越戰泥潭,美國急于開發新的武器來維持其世界霸權。當時的美國,已將生物武器當做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戰略武器進行開發。

比如,六十年代初,美軍展開了名為“生化戰影響試驗”的機密項目,又名“112項目”,這僅是美軍生物武器計劃項目中的一個,但其下竟有數千個試驗各種毒藥、麻醉藥和細菌的分項目,可見美軍整個生物武器計劃規模有多么龐大。美國陸海空三軍都介入參與,國外則有英國和加拿大進行配合。通過美軍生物戰實驗可以看到,中國、蘇聯、越南是當時美國生物戰假想敵。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小規模地使用了橙劑等生化武器。除了在模擬越南環境的森林里進行了數百次實驗外,“112項目”的另一重點是在海上,至少有13艘軍艦和大量的轟炸機和戰斗機進行了參與,夏威夷及其以西的海島、日本的沖繩都是重要的試驗場,美軍在西太平洋生物戰實驗的情況一直處于絕密狀態。為了模擬蘇聯的環境,阿拉斯加也進行了規模龐大的實驗。數萬名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知情的美軍士兵操作生化武器,美國國防部借此觀察其生化武器對自然環境及人的影響,而美軍士兵也變相成了實驗對象。在沖繩,美軍進行了一系列生物武器試驗,其目的如毀滅敵人的食物如大米等。1961年,美軍在沖繩進行了稻瘟病試驗,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真菌能毀掉一整片稻田。

值得指出的是,肯尼迪上臺后,曾對美國生物武器計劃進行限制和壓制。1963年10月,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機構主任威廉·福斯特向肯尼迪建議進行一次徹底的跨機構的生物武器政策審查,這一提議得到了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的同意,威廉·福斯特隨后于11月12日提出成立一個跨機構的生化武器控制和裁軍小組。僅僅10天后,正當一個對美國生物武器計劃進行控制和削減的最高組織呼之欲出時,肯尼迪遇刺身亡,兩個小時后,約翰遜成為總統。此后威廉·福斯特的計劃被全面壓制,在約翰遜總統任內,美國的生物武器計劃得以強化和擴大,其進攻性更強。

在此期間,美國生物武器計劃不斷擴展了傳統生物武器使用病毒和細菌的范圍。美國紐約WBA1電臺節目制作人拉爾夫曾舍恩曼指出,長久以來,美國的軍方實驗室一直以來都在利用禽流感、亞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統不能識別的病毒來完善其生物武器。在軍方實驗室,毒性最強的病毒被改造,使人體對這些病毒沒有防衛能力,并在世界一些地區試用,由美國軍方進行監控,從家畜到人都是攻擊目標。美國曾經在1971年利用古巴流亡者將非洲豬流感病毒帶進古巴,疫情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殺死了50萬頭豬。

至六十年代后期,美國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經日益成熟,美國陸軍表示,它已經具備用生物武器進行大規模攻擊的能力,相關障礙(如產生對自己的不利影響)已經被克服,而在政策上也沒有任何束縛。但是,美國總統從未正式下達大規模使用生物武器的命令。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蘇聯也擁有強大的生物武器力量。因此美軍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使用,必然是在秘密戰爭情況下進行。

實際上,美國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發項目一直處于秘密狀態。就連規模巨大的“112項目”,五角大樓數十年來一直否認其存在。由于眾多證據的曝光,尤其是受害軍人的不斷維權和揭露,美國再也壓不住了,不得不進行輿論引導工作。2000年,美國國防部終于承認讓自己的軍人接受了生化武器試驗,并聲稱設計這個項目是為了讓美國制定更好的計劃以應對美軍可能遭到的進攻。當然,這是赤裸裸的謊言,美國的“112項目”顯然是典型的以進攻為主要目的的生物武器計劃。

7、美國宣布放棄生物武器,其目的是更好地掩蓋基因武器

 

正當美國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細菌、病毒武器)在六十年代日趨成熟時,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技術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術日益成熟,通過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將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環境中無法出現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這種微生物或植物對人將有有更強的殺傷力,其在自然環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強。這樣,生物武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基因武器”階段,第二代生物武器開始登場。

早在1962 年,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證詞中就承認:
“在美國陸軍生物研究所內,微生物——細菌、病毒、立克次體和真菌研究中,遺傳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遺傳學的基礎研究方面,以了解有關機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長一般科學知識。約有40 名科學家,其中有些是國內外負有名望的學者在從事遺傳學研究。……對遺傳學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將對生物武器系統及其防護做出重要的貢獻。”

至1969 年,美國國防部已向國會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將問世:
“在今后5~10 年內,很可能研制出一種新型的致病微生物,這種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們用以控制傳染病的免疫和治療措施對于這種致病微生物是無效的。”

正是在1969年,美國人首次應用生物工程原理,從大腸桿菌中分離出DNA片段。1973年,美國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創立了DNA重組技術。1976年,基因工程進入技術開發階段,并生產了人工胰島素、生長激素和干擾素等一批特效新藥。基因工程也稱遺傳工程,根據基因的遺傳性,用類似工程設計的方法,把生物遺傳基因(DNA)從細胞中分離出來,有目的地進行剪切、拼接、重組,把一種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種生物體中,從而實現基因轉移,使后者獲得新的生物遺傳物質。

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創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戰劑,去破壞人的免疫系統,也可以針對某一種族、人群個人的基因特征,去殺傷特定種族、人群和個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將人類、微生物、動物、植物的基因進行再修飾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來源于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過實驗室篩選獲得,并未涉及對基因結構的修飾。

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針對特定的種族和人群甚至個人來開發基因武器。可以說,基因技術和生物武器是一種完美的結合,這種結合不僅使第二代生物武器的殺傷力更大,使戰爭發起者更加隱秘,更使傳統生物武器的一切缺點不再存在。比如,第一代生物武器對敵我雙方都有毒,而基因武器則可以做到僅對特定人群有害。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做到殺人于無形之中,只有在秘密戰爭形式中,基因武器才能發揮最大潛力。

基因武器一出現,便超過了核武器、化學武器、第一代生物武器,成為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王中之王,這種武器不但廉價、便捷,而且具有極度隱秘的特性。從原則上看,假如美國人針對中國人或者俄羅斯人的某些獨特基因特性開發出了針對性的基因武器,這種武器一旦在中國或俄羅斯運用,某種新型的難以克服的病毒將對相關種族帶來普遍性影響,而且,“其結果很難與疾病的自然爆發相區別”。除非美國人自己的基因武器專家叛變并提供相關證據,中國人及俄羅斯人很難證明,這種新型病毒來自美國的實驗室。對于美國來說,即便是這種新型病毒傳播到了全世界,但并不會給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造成絲毫危害。

1969年11月25日,正當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經逐步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制剛剛開頭時,美國對生物武器的公開態度發生了大轉變。美國總統尼克松在白宮發表講話,宣布美國放棄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學武器的進一步生產。尼克松在這段時間里還建議批準了《日內瓦議定書》,并和英國一起推動禁止所有生物武器的研發、生產、擁有和存儲的條約。1971 年12 月16 日聯合國在美國推動下通過《禁止試制、生產和儲存并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離奇的是,這個公約竟沒有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主要內容是禁止再研發生產生物武器,這顯然是針對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1972 年4 月1日美蘇等國代表在此公約上簽字,1974 年12 月16 日美國參議院批準了此公約,1975 年1 月22 日美國總統福特在公約上簽字。隨后,福特總統同意在未來戰爭中限制使用化學武器,《日內瓦議定書》在50年后終于獲得美國批準。

美國竭盡全力否認自己在朝鮮戰爭及其他場合使用過生物武器,并在七十年以后公開宣布放棄生物武器,并加入《禁止試制、生產和儲存并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這一切公開行為的本身,便是秘密生物戰的一部分。

美國的目的之一,便是阻止蘇聯生物武器尤其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發。1968 年一名法國化學、生物戰劑研究官員指出:
“蘇聯在生物戰方面己大大超過了西方世界。蘇聯在研究和生產方面的潛力不斷增加,并且在最近幾年里,從許多新發現中得到了好處。”

的確,當時蘇聯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經與美國不相上下,甚至出現全面超越態勢。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發剛剛開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突然要把蘇聯拉下水,要一起銷毀生物武器,其真正的意圖是什么,是顯而易見的。

后來叛逃到英國的前蘇聯生物武器專家凱恩•阿里貝科(Ken Alibek)曾作證:
“我們并不相信尼克松的宣布,哪怕是美國下令銷毀其龐大的生物武器庫,我們依然認為美國只是在更深地掩藏其他活動。”

的確,蘇聯在七十年代并沒有上當放棄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發,但是自從1979 年4月3 日,莫斯科以東1320 千米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南郊的產炭疽桿菌工廠爆炸事故以后,蘇聯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研發便逐漸停滯。而基因武器則始終沒有得到有力推進。

生物武器,從一開始就被美國認為和核武器一樣的殺手锏武器。顯而易見,生物武器與核武器相比,最大的優勢不是成本低廉,而是它可以隱秘使用,不知不覺中對敵人進行大規模殺傷。

美國曾在日本已經戰敗情況下對日本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核轟炸,其目的有三:1、徹底馴服日本。2、威懾蘇聯。3、使日本迅速投降,阻止蘇軍進入日本作戰并與美國平分日本。但是,一旦當蘇聯有了核武器,進而連中國也有了核武器的時候,美國手中的核武器的實際殺傷作用和威懾作用已經逐漸失去。

美國對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核武器只能公開使用,對美國來說,它既有威懾作用,也有實際殺傷作用,但當其他國家已經擁有核武器時,這兩個作用就都喪失了。但與核武器不同,生物武器可以秘密使用,美國可以利用生物武器對其他國家進行秘密戰爭,在不知不覺中“削弱敵人實力”。如果美國一旦承認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或者說美國對中國使用生物武器的真相一旦曝光,美國不僅會面臨很大的人道主義壓力,其他國家如中國也會更加警覺,加大生物武器開發力度。就像核武器一樣,美國曾赤裸裸地利用核威懾,結果最后連中國都有了核武器,這使美國的核武器某種程度上成了廢物。美國堅決不承認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更不愿利用其強大的生物武器威懾中國和其他國家,顯然是避免重蹈核威懾失效的覆轍。當然,作為一個被認為曾大肆使用生物武器的國家,美國自身面臨的蘇聯等國的生物武器威脅也將增大,這對美國來說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必須拼命否認。

冷戰后期,在戈爾巴喬夫的幫助下,蘇聯的克格勃中被中情局安插了不少間諜,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所解密的檔案中,某些關鍵的內容曾被這些間諜篡改,其中就有“美國人在朝鮮使用生物武器的消息是源于虛假的信息,對美國的指控是虛構的”這樣的信息。可見美國對掩蓋自己的罪行是如何的絞盡腦汁。

總之,美國宣布放棄生物武器迷惑蘇聯和中國,其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基因武器進行生物戰。二戰中,由于交戰雙方都有強大的化學武器,大規模化學戰并未展開。二戰后,美國曾用其核武器威懾蘇聯和中國,結果最終核戰爭也沒有爆發。歷史證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旦發揮了其威懾性,便無法發揮其實際殺傷性。為了更大地發揮其實際殺傷性,就不能使用其威懾性——恰如老子所言,“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與化學武器和核武器完全不同,美國投入巨資研發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生物武器,但卻從未用它進行過正式的戰略威懾。美國建國以來,這個頭號世界商人何曾做過一點虧本的買賣,何曾做過一件只投入沒有產出的生意?美國投入巨資研發的生物武器一直處于秘密狀態,或者說絕密狀態,這一定意味著,美國將其產出定位在實際殺傷方面。而這又意味著,秘密的大規模的超乎想象的生物戰已經展開或者即將展開。理解這一點,對21世紀的中國人而言,至關重要。

美國做出放棄生物武器的承諾,正是在第一代生物武器發展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剛剛開始的階段。我們可以反過來想想,假如美國不公開宣布放棄生物武器,也不把蘇聯拉入《禁止試制、生產和儲存并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最終的后果是什么?顯而易見,最終結果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將和第一代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核武器等一樣:美國雖然有了強大的基因武器,而蘇聯甚至中國等國家也將擁有同樣強大的基因武器。美國的基因武器便落入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境地。實際情況是,蘇聯至六十年代末,其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經和美國不相上下,但是自從加入《禁止試制、生產和儲存并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后,蘇聯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便發展緩慢,八十年代以后,則基本進入停滯狀態,而美國則一直馬不停蹄地發展自己的基因武器。美國成功地利用此公約達到了限制其他國家和組織發展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的目的。到21世紀的今天為止,美國已經成為無可匹敵的基因武器大國,其他國家如中俄等國,已經被遠遠落在后面。美國的戰略何其高明,赫魯曉夫及其以后的蘇聯又何其愚蠢。

8、“美國新世紀計劃”:美國對第三世界的生物戰爭

 

2001年10月16日,美國“911”事件爆發一個月后,當全美國都沉浸在恐怖主義的陰影中時,被譽為繼愛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論物理學家的史蒂芬·霍金,對21世紀的人類提出了這樣的警告:
“盡管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機撞毀世貿大樓和五角大樓的事件是可怕的,但畢竟它不會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從長遠來看,我更擔心的是生物武器。核武器的生產需要龐大的設備,而生物武器的制造在一個小小的實驗室里就能完成。人們根本就無法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實驗室,也許有意或無意之中,我們就制造了某種可能徹底毀滅人類的病毒。我想,人類有可能在本世紀末前面臨滅絕的危險,除非我們向太空發展生存空間。”

霍金憂心忡忡地指出,生物武器已經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某些人在有意或者無意地制造徹底滅絕人類的病毒,人類有可能在本世紀末前面臨滅絕的危險!

霍金當然知道,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就一直擁有壓倒性的生物武器優勢,美國的生物戰能力,足以消滅盎格魯撒克遜外的所有其他種族。按照霍金的預言,一旦其他國家和民族發覺了美國的陰謀,也發展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生物武器,人類只有走向滅絕這唯一的結局。

從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及新世紀頭十年的情況看,作為物理學家的霍金很可能低估了美國通過經濟收買和文化滲透來控制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能力。美國壟斷資本財團很有希望在本世紀完成其戰略使命:其他種族被滅絕,而盎格魯撒克遜人成了人類的全部。

史蒂芬·霍金之所以在2001年對人類發出警告,是因為在這個時間點,美國所主導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已經處于成熟期。美國已經具備了動用很少的一點美元,便可使全人類在不知不覺中滅亡的能力。

2001年,“9·11”事件后的幾周,美國接連出現了5起炭疽菌致人死亡事件,受害人接到了含有炭疽菌的不明信件,負責寄送這些信件的郵政局員工也因感染了炭疽菌而癱瘓。美國全國陷入了史無前例的生物戰爭恐怖之中。美國聯邦調查局從一開始就認為這是“基地”組織所為,并曾兩度深入阿富汗尋找線索,都沒有收獲。“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宣布,“基地”組織和炭疽菌毫無關聯。含有炭疽菌的信件上都標示了“炭疽菌”字樣,這也不是恐怖分子的作風。

事情鬧得越來越大,最終,美國聯邦調查局不得不承認,炭疽菌來自美國自己的生物戰實驗室:美國國防部設在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的陸軍傳染病研究中心。FBI最終于2008年認定,這次襲擊的兇手,竟然是美國最優秀的生物武器專家、曾獲得國防部最高榮譽獎、為美國政府和陸軍工作了33年的62歲的布魯斯·艾文斯博士,FBI還未將其逮捕,布魯斯·艾文斯又離奇地自殺身亡了(美國媒體如此公布,事實真相不得而知)。這次和911事件一樣引起全美恐怖的生物武器襲擊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

整個事件,很明顯又是美國幕后政府自導自演的陰謀設計。其目的當然很明顯:利用自我制造的生物武器恐怖襲擊事件,推進美國生物武器的研發進度。

由于幕后政府的存在,美國的歷史走向,必然會被各種陰謀和離奇的案件所主導,如肯尼迪遇刺、911事件等,包括此次炭疽生物武器襲擊事件。

不僅僅是幕后政府,美國的幕前政府也是善于制造陰謀的集團。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中情局偷襲古巴的“豬灣”計劃徹底失敗后,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制訂代號為“北方森林”的計劃,其中就包括在美國國內制造恐怖襲擊,包括在多座城市制造爆炸、炸毀美國軍艦、炸毀自己的火箭、炸死自己的宇航員等等,然后栽贓陷害古巴政府,然后發動針對古巴的戰爭,推翻卡斯特羅集團。

如果理解美國統治集團的一貫思維方式,炭疽生物武器襲擊案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

2001年美國炭疽生物武器襲擊事件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2002年6月12日,總統小布什簽署了農業生物恐怖主義保護法,這就是第一部生物國防法。隨后,美國以防御的名義,加大了對基因武器的研發投入。美國聯邦政府在生物防御方面的年度預算從2001年的4.14億美元增長到了2005年的76億美元。奧巴馬雖然以反布什主義的姿態騙取了公民選票并順利上臺,但是他上臺后仍然繼續加大了對基因武器的投資。2009,美國公開的生物防御預算高達89.7億美元。自2001至2009年,美國總共投入570億美元,呈逐年上升態勢——這些都是公開的投入。至于美國秘密生物武器研發經費是多少,則不得而知了。

美國的重要盟友,以色列也是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研發大國。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于1998年11月披露:為了報復伊拉克的導彈襲擊,以色列軍方正在加緊研制一種專門對付阿拉伯人而對猶太人沒有危害的基因武器——“種族炸彈”。《星期日泰晤士報》引述以色列軍方消息人士稱,以色列科學家正嘗試識別部分阿拉伯人的獨特基因,然后研制一種基因經過改造的細菌或病毒,制造“種族炸彈”。這種致命武器通過在空氣及水中傳播,可改造被襲目標細胞內的DNA。“種族炸彈”的研制計劃由以色列的生物和化學武器秘密研究中負責,這家中心位于特拉維夫以南20公里的尼斯提茲尤納。對于媒體的披露,以色列政府非常氣憤,并加以否認,和美國一樣,他們稱這種研究是純防御性質。

美國進行基因戰爭的計劃源遠流長。早在1997年春,美國共和黨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旗幟周刊》主編威廉·克里斯托爾始建了“美國新世紀計劃”,其直接參與的學者還有羅伯特·卡根、布魯斯·杰克遜等人。“美國新世紀計劃”為未來美國的全球戰略進行了系統規劃。后來小布什政府重要成員如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國家安全會議主席艾布拉姆斯等一直都是該計劃的積極支持者。

2000年8月克里斯托爾等人以“美國新世紀計劃”項目的名義發表了題為《重建美國的國防:面向新世紀的戰略、力量和資源》的報告,其中指出:
“目前的國際安全秩序對美國的利益和理想極為有利。未來的挑戰就是如何維持和加強這種‘美國式的和平’。如果美國不能維持足夠的軍事力量,就會失去這個良機”。

為此,美軍隊必須通過“軍事領域的革命”完成軍隊的改革。報告特別提到了基因戰爭的問題。他們認為,美國武裝力量改革勢在必行,美國要充分利用其在軍事革命領域獲得的優勢,確保美國在未來非傳統戰爭中的勝利。美國未來可能會同一些敵人在控制空間內進行戰爭,而同時與另外一些敵人在水下或太空中展開爭斗,甚至同個別敵人在自己身體內部(基因方面)進行斗爭。

隨后,克里斯托爾聯合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沃爾福維茨,向五角大樓提出了基因炸彈的建議。他們認為,基因武器可以殲滅整個種族或者特定人群,讓他們神秘消失,政治格局將完全改變。據此報告,基因武器可以消滅某個政黨的所有支持者,也可以把一個恐怖王國變成對已有用的政治工具,基因武器將會一勞永逸地改變全世界的政治局勢。

克里斯托爾領銜的“美國新世紀計劃”成員及其支持者,如沃爾福維茨、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艾布拉姆斯等人自1998年后便不斷給美國提出重大建議,其中有攻占伊拉克、大量增加國防支出、發展基因武器等。小布什剛上臺不久,美國便先后“遭遇”了“911事件”和“炭疽生物炸彈攻擊”, “美國新世紀計劃”所提出的三大重點政策,都得以徹底實施。

2010年7月2日,美國白宮發布了由奧巴馬總統簽署的行政命令——“優化控制BSAT行動部署”。這是第二次生物國防計劃。BSAT,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縮寫,其含義是“特定生物制劑和[生物]毒素”。美國此次大規模行動,仍然是以防御有害生物制劑和毒素的名目,抓緊對基因武器的研發。至2010-2011財政年度,美國生物防御方面的預算已經高達600多億美元,比前9年570億美元的總和還要多。美國對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防御能力越強,其攻擊能力也就越強。在奧巴馬任期內,布什團隊所制造的所謂基地組織恐怖主義威脅的陰霾早已煙消云散,但奧巴馬政府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投入卻是史無前例的大增長。如果不是在積極準備基因戰爭,這一切完全無法解釋。

2012年11月,美國國防工業領域的權威雜志《國防》發表了專題文章《今后十年的五個頂級威脅》,把以轉基因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生物武器襲擊作為第一個威脅、排在核武器襲擊威脅之前。那五個頂級威脅是:頭號威脅是生物武器攻擊,之后是核武器攻擊、信息武器攻擊、氣象武器攻擊、跨國行為攻擊。該雜志把亞洲列為今后十年五大威脅發作的作戰地或發祥地。

2015年12月23日,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其網站發表了該公司研究員、美國國土安全部科技局前副局長丹尼爾·格斯坦的署名文章,題為《美國應踐行〈生物武器公約〉的領導權》,文章承認,由于美國未能在該公約發揮領導作用,將自己的利益置于相當大的風險之中。

各種跡象顯示,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比小布什和奧巴馬更加重視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研發,當然這一切都在打著防御生物威脅的幌子下進行。2018年9月18日,美國特朗普政府于發布《國家生物防御戰略》,該戰略是美國首個旨在全面解決各種生物威脅的系統性戰略,同時指示成立一個新的內閣級生物防御指導委員會,通過監督、協調15個聯邦政府機構和情報界工作,來評估和打擊針對美國的生物威脅。特朗普在同日簽署的《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中表示:
“這些行動的實施將促進形成一個更有效、協調和負責任的生物防御戰線。總的來說,它們代表著國家防御生物威脅的新方向。”

9、從《生物武器公約》看美國的基因武器

 

毫無疑問,2000年前后,克里斯托爾及沃爾福維茨等人發展基因武器的建議肯定會得到了美國總統小布什及美國國防部的高度重視。隨后的奧巴馬政府則繼續推動這一計劃。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毫不奇怪,為什么2001年1月小布什就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拒絕支持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生物武器公約》議定書,導致國際會談失敗,小布什對此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因為發展基因武器的計劃只能偷偷進行。布什已經預計到,如果未來美國大規模研發基因武器,其他國家將通過《生物武器公約》來給美國施加壓力,因此布什提早淡化并否定此公約。然而這也徹底暴漏了美國的底牌。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陰柔狡詐不同,小布什和切尼的牛仔作風倒是相對地坦率和可愛。

2001年7月,小布什政府正式拒絕簽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武器公約》議定書草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不滿。當時,聯合國“特設工作組”擬定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議定書草案”,其主要目的是推進生物武器的核查機制及核查措施。此時,美國代表團團長唐納德·馬利不得不給出其反對的理由:
“依據我們的評估,這項草案議定書將會使國家安全以及保密性商業信息受到威脅。”

美國的做法使國際社會為《生物武器公約》建立一種正式核查機制的努力成為泡影。從2001年開始,在美國的強烈抵制下,聯合國《生物武器公約》審議大會完全回避和拖延了生物武器核查問題。由于美國的反對,2006年的《生物武器公約》審議大會根本沒有涉及核查措施等議定書問題。

其實,美國的借口是絲毫站不住腳的,如果說《生物武器公約》的實施會影響美國生物企業的保密性商業信息的話,為什么《核不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的實施不會影響美國相關能源企業和化工企業的保密性商業信息?一句話,美國國防部及相關單位正在利用美國的基因技術和基因企業準備生物戰爭和基因戰爭,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生物武器公約》的實施才會真正影響美國相關企業的商業利益。

美國軍方在格魯吉亞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究早在2015年即被俄羅斯發現并人贓俱獲。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網站2015年6月11日報道,俄羅斯外交部在評論美國國務院履行軍控、不擴散和裁軍領域協議義務的報告時說,美國2001年拒絕簽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草案,此后百般阻撓該公約的進展,并采取挑釁姿態,毀謗推動公約的國家,此種做法明顯是在掩蓋美國在生物武器領域的不良記錄:
“美國非但沒有建設性地參與國際社會推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努力,長久以來還選擇了在與該公約有關的問題上對其他國家實施挑釁性臆測和誹謗的策略。顯然,這么做是為掩蓋其在遵守公約方面的不良紀錄。”

聲明表示:
“美國非但沒有建設性地參與國際社會推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努力,長久以來還選擇了在與該公約有關的問題上對其他國家實施挑釁性臆測和誹謗的策略。顯然,這么做是為掩蓋其在遵守公約方面的不良紀錄。”“五角大樓直接在俄邊界附近部署生物醫學實驗室令人深感憂慮。這方面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位于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近郊的所謂‘盧加爾公共衛生研究中心’——高水平生物隔離實驗室。其注冊方為美國陸軍醫學研究部隊、美國瑞德陸軍研究所分所。”

報道稱,外交部指出:
“美國和格魯吉亞當局刻意隱瞞美國陸軍機構真實的活動內容和方向,即研究高危傳染病。五角大樓還在設法將這些經過偽裝的軍事生物醫學設施部署到其他獨聯體國家。”

二戰以來,出現了三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分別是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為了約束這些武器的濫用,聯合國通過了三個條約《核不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生物武器公約》。任何法律的制定和運行,歸根結底都決定于國家、階級及個人間實力的對比,美國國內如此,國際社會依然如此。對于美國來說,其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早已研發成熟,并對相關武器進行了大規模地儲備。因此美國已經停止了對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研發。但其他國家也大多具備了研發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實力,如不加限制,他們早晚開放出跟美國同樣先進的核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點,是美國最擔心的。因此,美國竭力推動《核不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的普及、實施和核查,利用所謂國際法律阻止其他國家研發核武器及化學武器。而對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來說,美國的研發正方興未艾,而其他國家的研發則大多還未起步,類似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則根本沒有對基因武器的投入。對于基地組織等所謂的恐怖勢力來說,雖然他們有這個意圖,但是卻沒有相關的科技實力,國際法對他們來說根本又是一紙空文,沒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國極力阻擾《生物武器公約》的普及、實施和核查。因為《生物武器公約》的實施和核查,僅僅意味著對美國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強國的約束。美國顯然已經將基因武器,定位成消滅第三世界的主戰武器。

美國在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所推動的《禁止試制、生產和儲存并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或《生物武器公約》),本身便是一個大陰謀,因為這個公約,從一開始就沒有到今天仍沒有禁止遺傳工程技術、基因工程技術的研究開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哈克斯索爾上校在八十年代曾放風:由于有了基因工程技術,實際上已幾乎不可能判定某個國家是否遵守該公約。對于美國,也當然是這樣,而美國則是基因工程技術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但美國做出此表態的真實內涵是這樣的:
因為美國無法確定其他其他國家是否遵守該公約,所以美國必須開放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所以該公約就必須是一直廢紙。

當前,1975年就已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約》僅有162個成員國,而《核不擴散條約》則有190個。與《生物武器公約》做對比,1997年才生效的《化學武器公約》則已有182個。《核不擴散條約》由國際原子能機構來實施相關的監督和核查功能,《化學武器公約》由化學武器公約組織來實施相關核查;而《生物武器公約》在美國的一貫抵制和破壞下,一直缺乏相關組織和機制以確保條約實施。美國對《生物武器公約》的推進采取了十分消極甚至抵制的措施,其目的正是為了占據基因武器研發的制高點。

事實上,自美國七十年代加入此公約后,美國仍然公開地每年投入巨額資金研發生物武器。美國雖然聲稱相關研究是用于防御目的,但是相關研究人員必須先制造出進攻性的生物武器然后才能找出防御它們的辦法——對于第一代生物武器來說,這幾乎是一個常識問題。正是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所用的原料、設備和技術的復雜兩用性(進攻與防御、戰爭與和平),《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起來難度較高,但是并非完全無法進行核查和實施。

顯而易見,第一代生物武器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完全不同。對于第一代生物武器來說,美國要防止炭疽武器的攻擊,的確需要先研發出炭疽武器,并做相關實驗,才能開發出救治藥物及防疫疫苗。而對于基因武器來說,完全是另一回事。當美國針對特定國家、種族、人群、個人(如中國人、阿拉伯人、俄羅斯人)研發基因武器時,他們很難推脫說,這是在防御來自這些人的基因武器,因為針對其他國家的基因武器和針對美國的基因武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美國認為需要防御中國人、阿拉伯人、俄羅斯人針對美國的基因武器,美國需要研究的是美國人的基因特性,而非相反。當美國搜集其他國家的基因特性并研發相關的藥物和疫苗時,只能是在為基因武器做準備。

由于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不同特性,中國應該推動新的《基因武器公約》的制定和實施,阻止美國繼續開發針對特定種族和人群的基因武器。毫無疑問,同核武器與化學武器一樣,在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研發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之前,任何關于禁止基因武器的公約都將在美國的阻擾下無法實施。

為了應對美國針對中國的基因武器攻擊,中國最起碼做三件事:1、和俄羅斯等其他所有國家一起推動建立《基因武器公約》及相關核查措施,美國必然在其中極力阻擾。2、必須在世界范圍內揭露美國發展基因武器的陰謀。3、如果美國仍然不放棄針對中國的基因武器,中國必須對等地建立起盎格魯撒克遜人(包括猶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庫,尤其是需要研發出針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因武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來源:cba投注策網【作者授權】,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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